如果对面的辩手是个容易被激怒的急性子，恐怕想打人的心思都会有。

羊薇薇显然不是容易被激怒的人。

但她也借此意识到了冯见雄的冷静。那份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一定要攻击方主动捅破每一层窗户纸，才好整以暇的反击。

“那么请对方辩友举个例子告诉我，你们觉得政府征收这些钱后，究竟可以怎么花？”羊薇薇心中微微不忿地把问题问到了细枝末节。

冯见雄等的就是对方不得不问得这么具体。

他精确地举例：“打个比方，我认为限制私家车牌照数量时征收的额外费用，可以用于补贴城市公共交通系统，以降低公共交通的票价。”

羊薇薇稍许有些意外，但情况还在她控制范围内。仅仅思考了两秒钟，她就应声追问：

“把这种花钱方式定性为‘取之于某些民，也用之于这些民’、你们难道不觉得羞愧么？谁都知道，城市公共交通主要是给没买车的人坐的。而买了私家车的人几乎不会或很少去坐公交车。所以这种税款使用方式，完全是‘用有钱人的钱在补贴穷人’，是平均主义的肆意扩张。”

冯见雄立刻指出羊薇薇逻辑的错误：“不，这完全不是平均主义，如果非要举一个类比，我认为更合适的例子是关于气候和环境的《京都议定书》中定义的‘碳排量交易’——在曾经污染问题不严重、环保意识低下的时代，人们没有限制排污的意识，也就不存在‘排污费’。

而随着污染和碳排问题在全球形成共识，人们才意识到，‘某些人和国家采取低碳排量的生产、生活方式；其实是在为全人类作贡献’。因此生活中排污多的、超过人均值的人，向生活方式较为绿色健康、碳排量低的环保人士，支付一定的补偿款、以购买自己的排污指标，又有什么不对吗？

新增私家车主被额外加征的重税，毫无疑问在法理上可以定义为排污税，补贴给排污少、坐公交的无车人士——要知道，两个同样通勤需求的家庭，如果其中一个家庭开私家车，另一个家庭充分利用城市公交系统，前者的能耗污染会是后者的五到六倍。”

羊薇薇只觉得嘴里有些发苦，大脑飞速地运转着，只能先给队友一个眼神，让他们接上场子应付一下，她自己则思考着怎么转移战场。

“这个冯见雄实际施政技巧准备得很扎实，‘依法行政’和‘税金取之于民必须用之于民’这两个角度，已经被他严丝合缝彻底堵死了。”

“怎么办？只能把杀手锏提前用了？或者就‘政府的此项行政干预了公民自由、限制了公民选择权’再尝试一下进攻？”

羊薇薇想了大约半分多钟。对面的冯见雄，也暂时偃旗息鼓了一会儿，显然是在准备引领全队调整节奏、carry全场。

场面暂且让给了田海茉、虞美琴和中s大学的二线队员们唇枪舌剑、短暂交锋。

汤雯按照赛前的排练，用略显无力的辩力强调道：“请对方辩友注意，即使是市场性的调控手段，多少也导致了一些社会的不公平。

比如我们以如今已经开始限牌的沪江市为例，一张车牌如今靠竞拍，要好几万块钱。很多原本可以买得起车的人，就因为上不起牌，只能把买车机会让给更富裕、不差钱的人，这不是加大了社会不公平的落差吗？”（注:这几句话差不多算是史实，当时反方就说过这么弱智的理由，予以保留。）

面对这种弱智的抵抗，田海茉潇潇洒洒地就怼了回去：“原来对方辩友刚才口口声声说反对行政强制、要自由市场。转眼又觉得‘供给稀缺、价高者得’也是一种加剧社会不公平？

我倒是想问了，对方辩友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的？钱多可以买到钱少买不到的东西，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嘛！如果这都做不到，岂不是回到了平均主义，或者封建王朝时的‘商人虽富，不得衣锦’状态了吗？”

陈汉刚才一听汤雯的照计划宣科，就知道要遭，连忙过来救场转移话题：“我们也请对方辩友注意，以沪江的政策，虽然政府用经济手段限牌了，可是控制城市拥堵和排污的问题根本没有解决。

很多花不起钱的购车户却转而靠托关系、想办法，到周边城市去上牌，然后继续回到沪江的路上开。限牌限了这些年，沪江依然那么堵、空气质量依然要承受那么大体量的废气。所以堵不如疏，限牌是没用的啊！”

陈汉自以为这番话说完可以松一口气，可惜虞美琴的发言立刻打破了他的幻想。

“限牌有没有用是技术性的问题，不是立场性的问题。方法是可以在试点中改进的，如果外地牌照车问题太严重，完全可以设为‘上下班高峰时间外地牌照不得上中环，甚至将来不得上外环’，请对方辩友不要顾左右而言他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