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世的网民，就算对法律不感兴趣的，多半也听说过国内一起著名的案，那就是“教子有方李单山”他们家的案子。

唱歌将军李单山的公子李天二因为玩弄了一个经常出入欢场的、介于灰色状态的女子，然后被逮进去，成功判了罪，还坐了牢。

凭良心说，李公子该不该坐牢？该，肯定该。

他玩过的女人不少，违背女性意志玩的也绝对有。

但可惜的是，那些被他残害过的真正无辜良家，都没法成功指控他，最后把他送进去的，却是一个不那么干净的。

当然，这并不是华夏司法界的一个困境，而是全世界所有法治国家几乎都这鸟样——容易判下来的罪，被奸对象几乎都是不那么良家的货色。比如在美国，大多数成功的指控原告都曾当过女支女。

究其原因，主要和现代刑事司法实践中，对罪的交叉质证发达程度有关。

杀死了人的案子，不管动机如何，只影响罪轻罪重（意外事件不算），即使没有杀人故意，依然要判年。

其余伤残人肢体、毁坏人财物的情况，也是类似。

但罪是最特殊的。

因为其实施的客观行为本身，并不足以构成犯罪——和女人发生性关系本身，也能叫罪？如果这都叫罪，人类早就灭绝了。

所以在这个罪里，动机的重要性，比其他任何犯罪都高。

“是否违背妇女意志”，足以决定两次行为模式一模一样的客观行为，在最后判定罪与非罪时，云泥之别的处理结果。

现代司法为了不冤枉好人，不让女性有“借此碰瓷”的机会，就会允许嫌疑人的辩护律师细细拷问受害人在被侵害时的心态。

比如“请问你当时真的抵抗了么？你是怎么抵抗的？”

“他摸你欧派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？目光是否迷离喘息是否加速？下体是否湿了？他继续摸到你的欧芒果的时候呢？又是什么反应？”

“是否有半推半就？是否有足以让我的当事人以为你‘口嫌体直’的性暗示？”

“他插入之后你是否继续抵抗了，还是就此放任、从抵抗变为和奸？”

这些例句，只是辩方律师侮辱性质证的最入门缩影。

为了防止卷面过于淫秽，本书就不赘述更多司法实战的技巧了。

一言以蔽之，这样的拷问，良家往往是很难抗住的。

一时不查说错了一两句，或者因为羞耻心而在回答时多犹豫了几下，就容易堕入辩方律师的圈套。

从而让法官相信“被害人其实当时多多少少也是想要的，并没有坚决抵抗”，从而让施暴者逍遥法外。

而当过女支女的，因为毫无羞耻之心，而且往往就是设局等人碰瓷钻的，对法律上如何认定“半推半就、口嫌体直”很熟悉，所以多半提前在啪啪的时候就排练好了该如何抵抗、并且为自己的每一次抵抗暗中留好证据。

同样道理，到面对辩方律师质证的时候，这些做过鸡的女子也能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完准备好的台词。

于是，这个困扰了全球法治国家的困局就产生了。

而事涉男女关系的名誉权、隐私权官司，虽然没有案那么凶险，但质证时的拷问原理是一样的：

当马和纱在庭上口述她和冯见雄毫无不正当男女关系时，如果被告律师问她：

“你敢保证你对冯先生一点好感都没有吗？”

“即使你还是处女，那也只能证明你和冯先生没有上过床。但你内心对冯先生究竟是什么态度呢？”

“你有没有试图暧昧？你没和他上床只是调情火候还不到、时机不成熟么？”

马和纱连当初采访记者的毒舌都扛不住，会脸红羞耻。如果不好好调教，又怎么抗得过比毒舌记者更加阴险歹毒百倍的专业律师？

……

史妮可办事儿还算快，回到冯府的时候也就下午三四点钟，没到晚饭的点儿。

她与马和纱喝了一杯下午茶，吃了两块点心，又听了冯见雄的几句点拨。然后史妮可就拉着马和纱关进一间私密的小黑屋，开始隐私调教，模拟法庭上被告方律师可能的质证。

马和纱勉力撑持，一开始的问题好歹还能扛得住，但很快就出现了精神的不支。

史：“请问原告，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感恩戴德的人么？

马：“是的，当然。”

史：“据公开资料显示，你刚进大学的时候就得到了冯先生的帮助，那你你是否对他心怀感激呢？”

“感激……当然是有的。”马和纱想了想，觉得这种问题还是坦白的比较好，不然连这都否定，就显得太假了。

史妮可微微摇头，停下提问，指点道：“纱纱，这里要干脆一些。什么能认、什么不能认你心里要成竹在胸，犹豫了会让人觉得你虚伪的。”

马和纱虚心地点头：“好的，下次我注意，我们再来一遍。”

史妮可：“咱还是先戴上这个小米智能手环吧，虽然法庭上不会用这个测谎，但练习的时候有助于我们发现问题。”

马和纱依言把小米手环戴上，监测心跳、呼吸和其他植物神经反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