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崔君。”京泽无奈，只能反问。“从汉室正统而言，除了天子与尚在襁褓的皇长子外，已经并无他人可承袭，难道非要誓死抵抗，弄得汉室绝后才行吗？而且，天子终究只是一个少年，一直到现在才十八而已，为什么一定要他如何如何激烈呢？”

“那汉臣呢？”崔琰不免再问。“汉家养士四百年……”

“八成都死在灵帝初平年间了。”出乎预料，京泽依旧和气。“我舅父便是那时死的。然后董袁之乱、西迁之事、东狩之事，迁延至此，还能剩下几个汉臣？若崔君是指执金吾（李邵）与太尉（刘表），不如早早休了这个心思……执金吾之所以消失不见，不是去准备什么去了，而是其人之前便准备劫持天子降服求生，去寻我商议时被我扣押在三江口；太傅更是早早预备下了去丹阳的船只，准备即刻渡江去寻陶徐州，俨然是借后者的面子与士威彦入洛的机会，求个安生。”

崔琰沉默一时，他下午刚从刘表那里来，如何不知呢？

“崔君还有什么想问的吗？”京泽疲惫至极，只想早些结束。

崔季珪缓缓摇头：“没有了……其实乱世如江河，人人争渡，我等一开始便碍于眼界乘错了船，为天下大势所弃，那到此时还能有什么可求的呢？唯望足下保重。”

言罢，其人直接行礼告辞，倒也没有失去风度。

京泽不以为意，转身自去休息。而等到第二日一早，其人便立即出发，准备从城南江畔渡口处往归三江口。

然而刚到江畔，渡口军官便带着一名老仆求见，据军官说，昨夜深夜时分，有一个叫崔琰之人持了太尉文书，往渡口处借了一艘小舟，本以为他是要乘船逃窜，结果此人独自行船到江心，只在勾月之下饮了一壶酒，然后便直接跳江而去，不见尸首……唯独上舟前其人曾言，若今日京车骑至此，务必要让他的家仆代他谢一谢才行。

京泽闻言，居然没有意外，只是平静招呼崔琰那名老仆上前：“老丈，你家主人有何言语？”

“回禀车骑将军。”毕竟是崔琰随身多年的仆从，说话居然有条不紊。“我家主人只有两言，一则谢过车骑将军多次诚心照顾；二则，是要老朽转告将军，他不愿意降，不是因为对燕公心怀耿耿，也不是担心燕公会容不下他，而是离开北面太久，将来燕国的天下他这等旧时士人，着实不知该以何等身份立足……而他今日投江，也不是什么殉死之意，乃是乱世如渡河，着实辛苦，临到江畔，虽然也可苟且，却已然力尽，着实不愿再走罢了。”

京泽终于动容。

江水东行不止，这位大汉车骑将军立于江畔，久久不语，而等到回过神来却已经不知道过去了多久，而眼见着身前崔氏老仆仍在俯首相对，其人不由恳切相询：“老者可有去处？”

“车骑将军无须为老朽劳心。”崔氏老仆缓缓而对。“仆虽区区孑然一人，可北面崔氏尚在，且在城中静待，等此地战事平息，自可收拾主人遗物，往归清河老家。”

京泽即刻颔首，却是兀自上船去了。

而等到他乘船逆流而上，往归三江口，更是有条不紊，先是给韩锐写了信，让袁皇后随身携带，并亲自送后者带着一个假子顺江而下与天子汇合。随即，又唤来自己妻子袁氏，带着包括那皇子，也就是吕布遗腹子在内的十几个孤儿一起，携带一封写给故友杜畿的书信往北面安陆方向而去——他知道徐公明为人谨慎，又是个军纪极严之人，再加上这封给杜畿的书信，自己妻子还有那群收养的孤儿在彼处绝不会出错。

等到一切妥当，其人又等了三日，约莫着妻子、天子一行人都已经来不及追索，这才发信给上游沙羡韩义公处，让后者顺江而下，来接管汉室朝廷的最后一支兵马。

而信函发出以后，当日晚间，京有喜复又释放了执金吾李邵，将兵符军令一应委之，然后仿效崔琰那般，行船江心，饮酒之后，从容着甲投江，一去不回。

没有与李邵促膝长谈，不是对方不配什么的，而是没必要。

至于寻死的理由嘛，太多太多了……譬如之前为了那个孩子对汉室、对燕国的双重负罪感；譬如做了这么久的间谍，回去坦露身份只会成为史书笑柄；譬如想用自己的死换来燕公对小天子与‘皇子’的饶恕，这点京泽相信公孙珣一定会懂，也一定会同意。

但是，这些理由也都不是理由，真要腆着脸活下去，还是能活的。最主要的一个理由，却还是崔琰说的更透彻一些——人生如行路，而乱世却更艰难，宛如负重渡河。

而所负的道德、伦理、利益、价值、性命、人心、功业，这些东西对于天赋并不是很出色、性格也有些幼稚的京泽而言未免太过沉重了，而他偏偏不自量力，想要多负多得。

故此，行至于此，哪怕对岸就在眼前，他也已经疲惫不堪了。

正所谓：行百里者半九十，负重渡河者多溺于岸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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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臣松之案，及汉末，杨彪、京泽负汉室之任，河北全覆而走之中原，中原全覆则走之江夏，江夏不存则出帝而降自死于江水。后人或笑二者迂拙，皆徒劳亡于三江口。不知时局至此，已万无可存之理，杨、京二忠，亦不过吾尽吾心已耳。俗语有云：‘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’，不亦可乎？”——《典略》燕裴松之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