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那也无非是先杀上一百几十个。”刘郇膏毫不犹豫地说。

桌上的酒菜已经去了大半。酒仍是扈晴晴选的一小坛绍兴花雕，用来佐餐是最好的。刘郇膏的酒量极佳，喝到现在，丝毫不见酒意，然而他于杯盏之间轻轻松松说出来的这句话，石破天惊，却让关卓凡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
“这……刘先生，‘杀降不祥’，不是自古就有这个说法么？”

“轩帅，这里面的情形不同。吴建瀛那一支，有路可走而不走，是真心投顺，不仅该赏，而且可用。”刘郇膏替他分析着，“高桥的这一支，是迫于穷途末路，不得已而为之。说句实话，那时长毛的两道防线已破，华尔在西林岗上架炮轰击，四围还有洋人的兵舰环伺，就算他们不降，只要半个时辰，便成齑粉——降与不降，实在也没多大分别。”

“那……要杀一百几十个人，又是什么缘故？”关卓凡迟疑着问道。

“谭绍光的这支兵，是从杭州来的。”刘郇膏峻声说道。

从杭州来的，却又如何？关卓凡想一想，忽地恍然大悟——太平军在杭州围城，杭州人饿死无数，而谭绍光破城以后，手下官兵的行径更是卑污不堪，高桥的降兵之中，自然有不少在杭州双手沾满鲜血、罪大恶极之徒，不杀何以平息百姓的愤怒？

刘郇膏看关卓凡的神色，知道他明白了，说道：“也不光是为了杭州的事。这批长毛，既然是不得已而降，内里未必没有蠢蠢欲动的人，杀上一批，既平民怨，亦是立威，要断了他们别样的心思。”

“刘先生，受教良多。”关卓凡这句话出于真心，说得极是诚恳。

“不敢。”刘郇膏连忙欠身说道。他见关卓凡这样有诚意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下面一句话说了出来：“轩帅，我还有一句话，本不当说，只是既然已经身为轩帅的僚属，不能不言无不尽——听说县衙的牢里，待行刑的已决死囚，已经积压了七名？”

“是的——”说起这个，关卓凡的语气不免一滞。

一名知县，身上的职责很繁杂，其中就有“听讼断狱”这一项。而听讼断狱之中，又有奉旨决囚这一项。

判了死罪的犯人，由县里的刑房向上宪层层申报批解公文，只要皇帝“批红”的文书传回到县衙，知县就要通知捕厅典史，选定刀斧手，布置行刑的有关事项。待到第二天天亮，衙门传点发梆，知县坐大堂，衙役齐集伺侯，捕快进监提出犯人，进至大堂验明正身，马快动手捆上“法绳”，刑房书办将犯人犯法标子倒放分案，知县用朱笔向前一拖，再将笔顺手一丢，堂上的程序便告走完，犯人就要推去法场杀头了。

别的事金雨林都能替他做，只有这一项是万万不能替的。而在关卓凡来说，战场之上杀人不眨眼是一回事，亲自下令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推出去杀头，又是另一回事，只要离开了军人的角色，他就变得下不了这个手，于是干脆以军务繁忙为借口，统统先压着不办。这是大坏规矩的事，但左右的人，谁敢催他？就连府道和省里，亦只得闭起一只眼。

只有一次，替他主刑名的季老夫子实在忍不住了，不管不顾，硬是逼着他上了堂。他左选右选，挑出一个入室连害四命的劫匪来，下了狠心要办，结果还是卡在“朱笔一拖”那一下，手抖抖的，死活拖不下去，最后叹一口气，将笔一扔，说声“军情紧急”，自顾自走了，气得季老夫子直跌脚，最终还是拿他无可奈何。

这件事，现在被“前辈知县”刘郇膏拿出来说，关卓凡自然无言以对。

“轩帅，若是承平时候，你的仁心宅厚，怕不是好的？”刘郇膏先铺垫这一句，“只是现在这样的乱世，规矩一坏，那些凶狡之徒就更不晓得王法了。你不肯杀他们，那么被他们所害的人，则又如何？”

这一句，仿佛醍醐灌顶，将关卓凡惊得一身冷汗——是啊，被他们所害的人，则又如何？

“我只送轩帅一句话，”刘郇膏平静地说，“小慈乃大慈之敌！”

(未完待续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