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个时候，关卓凡是步军统领衙门的左翼总兵，瑞常正是他的顶头上司。

瑞常虽然现已做到了协办大学士，但在京的蒙员中，他其实算不得领袖。蒙员的领袖另有其人——文的是倭仁，武的是伯王。

倭仁跟恭王是地道的政敌，和关卓凡的关系，却颇为。按理说，关卓凡办洋务，激进之处，比恭王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倭仁守旧，两人应该水火不相容才对。但不知关卓凡使了什么手段，倭、关二人，同在弘德殿“行走”，却处得相当不错。倭仁对关卓凡给小皇帝讲的书，甚至有“苦心孤诣”的评语。

安德海一案中，倭仁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关卓凡这一边。

关卓凡推行的政策，有很多肯定是倭仁不以为然的，但他很少表示明确的反对，基本上都是保持着沉默。

而伯王，众所周知，和关卓凡走得很近。伯、关的关系，远比伯、恭的关系要来得密切。

更重要的是，瑞常本来就不是锋芒毕露之人，升了协办大学士之后，性情愈加内敛，平素小心翼翼的，一副谁也不得罪的样子。也是，他的年纪并不算太大，只要谨慎不出错，殿阁大学士出缺，自然由他这个协办大学士补上。既然熬啊熬啊就能熬到位极人臣，何苦冒偌大风险，介入风高浪急的政争？

因为以上种种，宝鋆认为，瑞常根本不是“缓急可恃”的人，不能指望着他在关键时刻为自己说话。

恭王说曹毓瑛“更不消说了”，但宝鋆最不放心的，其实就是这个曹琢如。

宝鋆早就认定，曹毓瑛已经站到了关卓凡的那边，最起码，一条腿已经迈过去了。还把曹琢如当成“恭系”的干将，未免一厢情愿，自欺欺人。这个观点，他或明或暗的，向恭王提过不止一次，但每一次，恭王都显得不以为然。

恭王总是说，曹毓瑛“没有说过不该说的话，也没有做过不该做的事”，或者，“琢如素有抱负，他只是想做事情，谈不上倒向哪边”，等等。

除了严重怀疑曹毓瑛对恭王的忠诚度外，宝鋆自个儿，对曹毓瑛也是有心结的。

辛酉政变之后，曹毓瑛入值军机，但排名最末，是俗称的“打帘子军机”，军机全班“叫起”的时候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说话的资格的。那个时候，曹琢如在宝佩蘅面前，不过小兄弟一个。现在呢？自己被关某人多方压制，而曹毓瑛则气焰愈炽，此消彼长，曹琢如的势力、影响，侵侵乎要凌驾于宝佩蘅之上了！

宝鋆既对曹毓瑛有此观感，对之怎么可能放心得下？不落井下石就很好了，还指望他雪中送炭？

真正靠谱的，只有方鼎锐。可方偏偏是“会办五大臣”之中，位份最低的一个。还有，这个方子颖，和关卓凡处得也不坏！

想到这儿，宝鋆不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恭王也轻轻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的话，你可能不以为然。佩蘅，咱们今儿把话说透些。瑞芝生不去说了——再怎么着他也不会添乱的。你的心障，大约主要在琢如身上。”

宝鋆眼中波光一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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