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“时务训导”，就是一位未来的学校校长。一县一“时务训导”，将发展为“一县一学校”，一千六百三十二个“时务训导”，最终将变身为一千六百三十二间学校。

这个学校，是小学、中学二而为一的，在此基础上，再分化出独立的小学、中学。

“学校”的生源，除了未来的公务员，也包括无意仕途的普通人。

中国的近现代基础教育，就从这一千六百三十二间学校发端。

这是关卓凡为什么不许礼部插手“时务训导”的原因之一。“时务”一道，礼部固然糊里糊涂，同时，你也不能指望礼部那帮老头子，能够办好近现代的基础教育吧？

如前所述，关卓凡的算盘中，“时务训导”和州之学正、县之教谕，同为正八品官，就是说，“时务训导”分庭抗礼于学正、教谕，其中的潜台词就是：“学校”不在“学宫”搭伙计，是要另起炉灶的。

在关卓凡的规划中，“学校”拥有自个儿的办学场所之外，财政也是独立的，不和“县学”、“州学”同流，加上“时务训导”全部出自于北京的“师范馆”，数管齐下，整个“学校”系统，便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上，礼部那边儿，一根“学校”的毛，也是摸不着的。

开科取士，虽然名义上还归礼部该管，但其中最重要的板块——“时务策”，其教材和教学，都出自“学校”系统，则“时务策”的“考差”——监考和阅卷，必然都要由“学校”系统派出。通扯下来，中国未来的公务员的培训和录取，一大半握在了关卓凡的手里。

至于“师范馆”，自然是中国第一所近现代化的师范大学。在此基础上，“师范馆”会发展为中国规模最大、水平最高的综合性大学。

当然，“中国第一所近现代大学”的帽子。“师范馆”是戴不上了，那顶帽子，上海的“广方言馆”正戴着呢。

“开科取士，恢复唐、宋旧制。加‘时务策’，加‘贴经、墨义’”，这件事情，关卓凡为什么一定要做通倭仁的工作，并一定要倭仁领衔出奏呢？

关卓凡称倭仁是“士林宗镜、儒学领袖”。完全不是虚美，倭仁就是这么个地位，实打实的，一点儿水分都没有。如果排座次，咸、同年间，全中国范围内，“读书人”之第一人，非倭仁莫属。

道、咸之交，汉学没落，理学兴起。取汉学而代之，成为主流学术思潮。后世普通的读者，说到晚清的“理学”，大约只晓得曾国藩，其实，曾国藩的功绩和影响力，主要来自平定洪杨和启萌洋务，他在“学术”上的成就，完全是被后世炒热、夸大了的。

倭仁才是真正的“理学大家”。而且，倭仁虽然只比曾国藩年长六岁。但学问一道，曾国藩却是直宗倭仁的，倭仁于曾国藩，亦师亦友。说曾涤生给倭艮峰“执弟子礼”，亦不为过。事实上，就连著名的《曾国藩日记》，也是在倭艮峰的建议和督促下，曾涤生才“亦照艮峰样，每日一念一章。皆写之于册，以便触目克治”。

所谓道德文章，就“文章”而言，倭仁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理学体系——“理在心中”，但因为“物蔽”，“人之理遂失”，所以，要“致知”，即通过学习和自省，重新认识心中之理。这个过程，称为“尽己性，尽人性，尽物性”，即便圣人亦不能例外。

就“道德“而言，对自己的理论，倭仁身体力行，表里如一。“端庄静一”、“涵养本源”、“察己慎动”、“克己复礼”这一套，言行同一，坚持不懈。

时人赞倭仁曰：“道、咸之间从宋儒之学身体力行者，必推公为首选。”

曾国藩则用“当世仪型，群流归仰”来描摹倭仁。

原时空，倭仁逝世后，翁同龢感慨：“呜呼！哲人云亡，此国家之不幸，岂独后学之失所仰哉！”

翁同龢的口中，倭仁已经具有了“准圣人”的性质了。

正因为倭仁在士林中泰山北斗的声望地位 ，文宗遗命，才会把他派给小皇帝做老师，且是“首席师傅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