总之，这个“先迟后速，缓行速战”，强调战前准备的重要性，尤其是强调后勤保障的重要性。

让我们来看看，关卓凡和左宗棠两个，是如何如文祥所说，“军粮转运，万里不匮。遍读史书，历朝历代，用兵西域，军粮供给，无一时绝，无一日乏，如是次进军新疆者，前所未见！”

要做到“军粮转运，万里不匮”、“无一时绝，无一日乏”，说一千，道一万，摆在第一位的，是一个“钱”字。

不同于现代军队的军费开支、后勤保障，这个时代的中国，作为方面统帅，最主要的工作之一——甚至，可以把“之一”两个字去掉——是自己替自己筹集、争取军费，有时候，这个工作，甚至比指挥作战还要重要。

洪杨乱起，几仗下来，国库就见了底儿了，从那个时候起，支撑中队大小规模军事行动的，就变成了“协饷”，即不经过中央，各省直接向某支军队解付钱粮。

协饷数量的多少，原则上和省份的贫富程度挂钩，但具体的数目，朝廷一般只在省份和军队之间做协调的工作，少做硬性的规定——事实上，你就算做了硬性的规定，人家两手一摊，说俺就是没有钱，朝廷也没有法子。

对于朝廷来说，能保证各省的“京饷”按时、如数到位，就很好了——皇家的开支、百官的俸禄，全靠这笔“京饷”呢。

既然在“上头”那里，“协饷”比不得“京饷”，军队的统帅就不能指望朝廷了，就得自己出面，同各省督抚套交情、拉关系，第一，保证已经商定的“协饷”，按时、如数到位；第二，游说对方，提高本省“协饷”的额度。

“协饷”制度，为敉平洪杨之乱及之后的历次军事行动，提供了基本的财政支持，但是，这个制度的副作用，却是极其巨大的，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：

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军队的“老板”，由中央政府，变成了地方政府——原因非常简单，给我发工资的，是地方政府，不是中央政府。

地方由此坐大，军队由此离心。

“协饷”制度是中央财政匮乏的“便宜之举”，但今时不同往日，我不能继续饮鸩止渴了。

不然，谈何中央集权？谈何……“大事”？

关卓凡下定决心，从收复新疆开始，把这个格局彻底地扭转过来。

取消“协饷”，暂时是做不到的，这是因为，这笔钱，地方不掏，就得朝廷来掏，在对现有的财税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之前，叫朝廷来掏这笔钱，不论是阎敬铭的户部，还是郭嵩焘的顾委会，都还是很吃力的。

财税改革，那是伤筋动骨的事情，目下，尚未到条件成熟的时候。

关卓凡能做到的，是切断军队统帅和“协饷”的直接的联系。

这一刀，就从左宗棠西征始。

前文有过交代，西征的军费，是关卓凡安排、胡雪岩经办的“借洋债”。

经过一番折冲，出借这笔款子的银团，领衔的银行，由英国人的汇丰银行，换成了关卓凡做幕后老板的花旗银行。不过，领衔的银行虽然换了，但担保条件并没有变：依然是由中国各地的海关做担保人，向银团开具“印票”，然后，各省的“协饷”解给海关，由海关代为还款。

这样的安排，好处多多。

第一，银团不必担心收不到还款，海关的总税务司是英国人赫德，各地海关的税务司也大多由洋人担任，海关的“印票”，银行是信得过的。

第二，各省的“协饷”解给海关，而非直接解给西征大军，左宗棠呢，是从银行拿钱，而非从各省督抚那儿拿钱，“协饷”虽然还是“协饷”，却不和左宗棠发生直接的关系。

如此一来，军队统帅和“协饷”的联系，便被切断了。

这一刀砍了下来，别人不说，左宗棠本人，可是以手加额！

左宗棠一向自称“生平以用饷为忧，争饷为耻”——这个话，半真半假，“以用饷为忧”是真的，以“争饷为耻”，就不见的了，若真的以“争饷为耻”，就不会“英雄欺人”，为了广东的饷源，将儿女亲家郭嵩焘，从粤抚的位子上挤走了。

不过，那是“争饷”，更多的时候，是“求饷”，不但要向督抚求，还得向藩司求，俺这个陕甘总督、三等侯，论爵衔，早已是超品了，却还要向从二品的的藩司赔笑脸，那是什么味道？

求到了还好说，问题是那帮子鸟人，一个个“深藏若虚”，常常是求来求去，啥也没求着，白腆了俺这张老脸了！

现在，好，好，痛快，痛快！

当然，关卓凡这么做，朝廷的责任——其实也就是他自己的责任——就重了，原先军队统帅和督抚们扯的皮，就该他自己去扯了，不然，协饷不能按时、如数解给海关，洋税务司们可就有意见了。

不过，关卓凡不打算扯什么皮，他的对策很简单，将“协饷”调升到和“京饷”一个地位，不能按时、如数解交的，该降级的降级，该撤职的撤职。

（四千一百字大章奉上）

(未完待续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