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此之前,泰戈尔还到山西和山西军阀阎锡单谈论了一番哲学的话题。
相对于泰戈尔来到上海时的轰动,他的离开显得黯淡很多。总的来说,这不是一次成功的访问,他无意之中参与进了中国思想界的纷争。
在林子轩离开北平后,泰戈尔在北平的演讲并不顺利,受到不少青年学生的阻挠。
为此,徐至摩极为气愤。不愿意翻译那些青年人的言论。
胡拾则站了出来,仗义执言,斥责青年人无礼的行为,接替徐至摩为泰戈尔继续翻译。
他虽然不赞同泰戈尔的观点,但却不会像那样青年一样起哄赶人,至少要尽到地主之谊。
或许周作仁的看法较为冷静。
5月14日,周作仁在《晨报》副刊发表《“大人危害”及其他》一文,声明自己对于泰戈尔的访华及讲演“在反对与欢迎两方面都不加入”。
因为他觉得地主之谊的欢迎是应该的。
如想借了他老先生的招牌来发售玄学便不正当,至于那些拥护科学的人群起反对,虽然其志可嘉,却也有点神经过敏了。
围绕着泰戈尔访华的是是非非,终究告一段落。
1924年5月30日,泰戈尔离开上海,转道日本返回印度。
徐至摩陪同泰戈尔前往日本,把这位印度诗人送到香港,当徐至摩询问泰戈尔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的时候。
“我把心落在中国了。”泰戈尔如此说道。
然而,陈独绣并没有因为泰戈尔的离开而放弃攻击,他开始秋后算账。
6月1日,他用笔名发表《送泰戈尔——并慰失意的诸位招待先生》一文,将胡拾和林子轩与张军劢、徐至摩等人相提并论。
他把在中国招待泰戈尔的学者骂了一通,尤其是胡拾,他认为胡拾的立场不坚定。
这或许就是两位新文学启蒙者决裂的开始。
林子轩对陈独绣把自己捎带上批判一番没什么想法,连反击的念头都没有,因为没有必要,泰戈尔都走了,中国人该干嘛干嘛去吧。
历史会对今天发生的事情做出公正的评价。
他现在的重心放在冯程程身上,不怎么关注外界的事情,懒得打嘴仗,也就是有朋友来访的时候提起才知道。
6月份是冯程程的预产期,家里为是请接生婆接生还是到医院生产颇为争执。
虽然这个时代上海医院的医疗水平堪忧,但林子轩还是相信医院,接生婆什么的感觉太不靠谱了,万一出了问题,再送医院就晚了。
所以从六月份,冯程程就住在了法租界的广慈医院内。
这是一家法国天主教创办的医院,在上海很有名望,也就是后世的上海瑞金医院。
6月7日,冯程程被推进产房。
林子轩在产房外守候,林伯清和冯敬尧也坐在椅子上焦急的等待,冯敬尧的手下在医院内巡视,引得不少人侧目。
似乎没过多久,又似乎过了很久,林子轩听到产房里传来婴儿的啼哭声。
他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下来。(未完待续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