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铁路的钱挤一挤总归是有的，地方上打起中央的主意，也是因为中央掌握着很多来钱的渠道。比如“宣政总制院”，比如榷场，比如皇银。

仅仅是东海贸易航线上，每年进口的“扶桑银”，大概就有三十万两。这还是牛进达进驻之前，某些有活力社会团体在日本“拷掠”的产量。实际产出量，远远不是这个数目，因为日本小朝廷动乱之前，就已经有地方势力向东逃窜。

逃窜的过程中，自然是需要经费，这些经费来源，就是扶桑东土的大部分金银矿。

长孙皇后能够黑掉一百多万两现银，就算“扶桑银”只是其中一部分，但是贞观朝二十余年经营积累，实际上的白银保有量，已经到了一个相当恐怖的数字。

尤其是这些年开采设备大大进步，矿工管理水平也极大提高，市面上物价连连增加，银元被人接受，也是市场的选择，百姓的需要。

铁路的运力放在那里，对于攥着钱精打细算的中央朝廷来说，要不要修是不用讨论的，修肯定是要修的，武汉是个风向标。

永兴煤矿十五万贯砸进去绝对不是为了听个响，但是在哪里修，弘文阁也好，内府也罢，都要好好琢磨。

是在登莱修呢，还是在河北修，还是在辽东修。

地方上想要问中央要钱，没关系没大佬支持根本就是异想天开，除非已经干出了成绩，拿成绩单去要零花钱，那还有点戏唱。

江西总督房玄龄亲自出马要钱，那朝廷里面一个个“栋梁”都是瘪三，别说六部如何如何，就是马周站在他房乔面前，也就是个“后进末学”。

四大天王去了一个，“房谋杜断”只剩其一，皇帝老子不管从感情还是从帝国前程来看，都不可能这当口祸害房玄龄。

老房要钱也是理由充沛的，他毕竟是宰辅肚量，没可能就为了骗这点工程款。南昌地需要铁路，因为南昌地矿藏丰富不说，这几年治水成功，不但开拓了数十万亩耕地，还给修路打好了基础。

除了北进的弛道之外，南昌地修一条铁路进入彭蠡湖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整个南昌地，眼下就是个赣水流域贸易集散中心。物资在这里集中，然后通过北上的弛道或者赣水，陆续发散出去。即便是岭南的货物，也能在这里集结，大量的灰糖会在这里停留，提炼也好，继续北上也罢，选择余地就大得多，风险也要大大减小。

而有了铁路，在彭蠡湖的湖畔，可以建设市镇，就好比咸宁市之于武汉，咸宁市就是东行武汉的物流中心。公安县年年发大水，治下百姓能够鼓起勇气“跑路”的原因，就是咸宁市给了退路。

同样的，南昌地分流了贸易市镇之后，房玄龄反手就可以把赣水流域的“獠寨”尽数拔除。

这年头“剿抚并举”在内部已经有些过时，战功在利润面前，偶尔也要让让步。

甭管老房私心上是如何想的，但公事上并没有含糊。“南部大开发”是“既定国策”，冯盎留给子孙的保全法则，也是在如何“化胡”上做文章。冼夫人的招牌要打，但冼氏后人，三代以内都是广州名望。

隋唐的老江湖没有哪个是认不清的，连豳州大混混都能够非常迅速且熟练地转换自己的认知，何况在前隋就能混饭的？

不管从经济繁荣、地方稳定、教化有方等等路线上来看，房玄龄哪怕有再大的私心，对帝国的强盛是有益的，李皇帝哪怕功利点来思考问题，也不会拿“意气”来恶心人。

更何况，现在掌权的是长孙皇后，她可以防着长孙氏，但不用防着房氏。

谁叫房氏已经下放地方呢？杜如晦一死，也没见杜氏还能保持原先的“威势”，只能倚靠皇家的“恩宠”。

于是乎，虽说弘文阁、六部没有直接给答复，但江西总督房玄龄通知了一下朝廷之后，内部讨论就是拟定批复三十万贯给江西，民部、工部、都水监、将作监、内府联合作业，专款专用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