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消防为例，尽管属于临江城市，但武汉不论江南江北，都是大量的木制建筑或者砖木混合建筑。一旦爆发火灾，扩散起来的范围就不是一户两户一家两家，而是一个片区一个片区地遭难。

针对这种情况，不论江夏还是汉阳，亦或是新置的咸宁市，在划分居住区、工业区的时候，都是呈现一种条块分明的状态。每个街区的节点上，都会有消防作用的水塔，城市的排水系统，也要考虑排水渠要承担防火沟的功能。

这种看似历朝历代一脉相承的城市布局，其实内在区别极大，安防人员需要的素质，绝非是传统的“贱籍力夫”。

当灭火也需要相当专业的技能时候，等于一个全新的职业，就这样诞生了。

类似消防这种情况的，自然还有相对亲近的“警察”，概念上的“片儿警”，以半官方半民间的形式，出现在贞观朝的武汉。

“片儿警”的来源多样，可能是某个工业区的头面人物，也可能是地方“乡贤”的亲眷子侄，总之，他们需要在官方有“印象”，在民间有“威望”。作为武汉官府和百姓之间的缓冲带而存在着，当事情无法调和的时候，自然而然地，就成为武汉的“粮官”，武汉官方就会学习孟德公，借他“人头”一用，来安抚军心。

当然不会真的剁了人头，但各种猛如虎的操作，还能能够唬住大量不明真相群众的。

至于事后偷偷地给个补贴，让他们换个岗位再就业，也算是基本操作。

武汉各种原因各种条件催生出来的各种职业，只能在武汉的体系中发挥最大的能量。假如整个天下都是武汉的体系，自然是不必担心这样那样的风险。

但因为大唐朝廷的客观存在，武汉是以“异类”的形式示众，这也使得各种新生职业的从业人员，尽可能低保证武汉的存在。

因为只有武汉存在着，他们自己的存在，才有价值，才有意义。

洛阳外朝的官僚们，如今多有“言必称武汉”，多以武汉上下办事的效率如何如何来说话，但却忘了，武汉上下的效率之所以“高”，正是因为他们本身在洛阳的存在，才逼得武汉不得不“高”。

吃卡拿要、坑蒙拐骗、敲诈勒索……武汉官场并不比洛阳官场好到哪里去，只是相较洛阳那种烂到令人发指比起来，武汉只是烂的稍微和蔼可亲一些。

于是乎，在经过一系列的比烂之后，武汉因为烂的不够彻底，自然而然地“脱颖而出”。

又当长孙皇后准备起用女官时，朝野上下本该反对声阵阵，结果因为武汉官场的客观存在，这就使得互相抬杠居然变成了一起胡吹。

真正铁了心要反对这个政策的，只有在某些领域跟武汉势不两立的国子监而已。